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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11-18 19:43 作者:admin 点击: 【 字体:

  11月11日,澎湃研究所与上海联劝基金会联合主办了一场“城市的未来”分享会,活动邀请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宋扬、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副教授梁超、上海联劝基金会副秘书长郑依菁、上海久牵志愿服务社创办人张轶超、上海闵行区吴泾太阳花社区儿童服务中心负责人刘伟伟、上海青浦区关爱社工事务所总干事赖苑娜,共同就当前影响流动人口的公共政策、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教育与生活、帮扶这个群体的社会组织境况等话题进行分享与交流。

  长期关注中国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问题的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陆铭教授首先做了题为《建设包容性城市为基础的人力资本大国》的专题报告。他认为,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性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即国民的教育水平高低和国民接受教育的回报多寡。教育回报具体到个人层面体现为收入和福利,在国家层面则体现为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程度。中国当前已进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发展阶段,衍生出大量相关就业机会。目前,以农民工群体为主的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后大量从事的都是服务类工作。而根据今年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2020年与2010年相比,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虽然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中国的人均教育水平仍然落后于OECD发达国家大约3-4年。由此可见,未来中国若要进一步建设人力资本大国,进而成为发达国家,应当着重普及高中教育,尤其是设法让更多农村户籍孩子就读高中。

  陆铭教授指出,让农村家庭愿意支持孩子接受高中甚至更高层次教育的关键在于让他们明确感知获得较大教育回报的可能性。而实际上,教育回报的多少与家庭和孩子所处的生活空间息息相关。在大城市,由于存在知识的外溢性和学习效应,教育的回报更高。统计数据显示,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可获得的教育回报明显高于中国其他地区。具体来说,人口规模每增加一倍,教育回报率将能提高0.6个百分点。并且,最新的研究显示,越早进入城市的人也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服务业就业机会,说明了在城市生活的经验积累作用。相应地,如果人口流动不够充分,则会在全国范围内总体降低人们对于教育回报的预期,甚至导致“读书无用论”卷土重来,进而拉低高中入学率。根据估算,假如教育回报较高的一线%的外来人口,全国农村高中入学率将降低约1%。为了弥补这一影响,全国高中阶段教育经费必须要增加约30%。按照2017年的支出水平,则意味着政府需要多支出2000亿元。此外,人口流动不充分还将导致当前城市大量的服务业人力资源需求面临缺口,可能影响城市经济发展。基于上述综合因素,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当侧重考虑减少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的管制,提升整体的教育回报预期,以从需求侧促进高中教育的普及。

  陆铭教授强调,中国要成为人力资本大国,现在亟须进行教育供给侧的空间重构。一方面,要立足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需求,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多方力量提高城市教育资源供给,促进留守儿童与其父母团聚,并在流入地接受教育。另一方面,要通过增加校车、寄宿初中、远程教学、县镇租房补贴等政策供给,缓解农村地区在人口流出后面临的低人口密度与教育规模经济性的矛盾,让千千万万留守儿童的教育权利得到切实保障。与此同时,还要加快建设包容性城市,例如可通过增加人口流入地区的教育投入,特别是在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郊县区域建立更多高中,提供大量租赁或长租房源,在公共服务中贯彻租购同权等方式,令广大流动儿童在城市中获得长期和优质教育真正成为可能。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宋扬做了关于《异地中考政策对流动人口家庭的影响研究》的报告。宋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成就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对中国现行户籍、就业、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其中,大量流动儿童随其家庭进入城市后所面临的异地受教育相关困难尤为引人关注。通过数据统计、政策分析和广泛调研,宋扬发现,在中国1400多万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子女中,目前已有约85%能在其流入地的公办学校享受义务教育服务。但是,随着劳动力市场对于学历要求的不断提升,且流动人口本身也越来越重视子女教育问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中考的需求逐渐变得迫切。综合看来,经济较为发达的一线城市和部分西部省会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明显偏高,而门槛越高,流动人口子女的高中入学率就相应变得更低。统计数据还显示,通常在小学六年级之后,流动儿童转回家乡继续学业的数量会逐渐上升,但大部分父母并不想放弃城市里的高收入与优质的就业机会,因而选择牺牲与子女团聚的机会,致使许多流动儿童不得不抱憾成为留守儿童,或者失去继续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相对来说,家庭经济条件较差或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随迁子女更容易陷入此类困境。

  宋扬认为,各个城市在制定中考改革政策过程中,往往倾向于优先考虑自身教育资源供需程度,之后才会安排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设置过高异地中考门槛客观上将造成留守儿童数量增多和更少流动儿童入读高中,显然不利于未来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优化提升。因此,应适当调整有关政策,设法让流动儿童能与父母一起生活,同时接受到公平和优质的教育,以使我国能更快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梁超副教授分享了他对中国基础教育资源空间错配相关影响的研究心得。梁超认为,教育支出是公共支出中的重要部分。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持续,人口向区域中心城市和大城市流动,相应也带来了基础教育资源布局的不断调整。一个较为明显的现象是全国城镇层面的小学基础教育资源总体呈现规模集中和数量减少趋势,但单个学校、单个班级的规模却在扩张,再加之教育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供给不平衡,必然会带来更多的留守儿童现象。梁超指出,中国当前的人口流动和迁移趋势与现行户籍制度,以及与户籍挂钩的中、高考制度之间存在矛盾。制度性障碍导致流动儿童在人口流入地难以进一步接受到好的教育,不得不返乡继续求学。然而,中国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又要求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提供大量转移支付以支持其发展。这就造成了一个困境,即人口流入地的基础教育资源相对紧张,但其实教育质量更好,而人口流出地区拥有的基础教育资源相对过剩,但教育质量却欠佳。因此,若要妥善解决留守儿童平等受教育的问题,中国现行的大城市户籍和公共服务限制性政策就必然需要进行一定调整。

  在学者们围绕留流儿童相关公共政策展开思辨的同时,来自社会公益组织的代表们也就留流儿童的教育与生活、社工组织运营境况等问题交流了各自看法。

  上海联劝基金会副秘书长郑依菁带来了关于《长三角地区流动儿童社会组织的生存状况》的分享。根据郑依菁介绍,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成立于2009年,通过品牌合作、专项合作、资助计划等方式与多个领域的社会组织开展合作,以提升公益项目的成效,回应社会问题,帮助捐赠实现社会价值。联劝从2015年开始探索关爱流动儿童相关议题,之后逐渐聚焦于长三角地区流动儿童,先后与10余家社会组织共同发起社区儿童课后服务项目“U积木小屋”,2021年又在全国范围内推出“在城长宝藏小屋”公益项目,重点关注处境不利的流动儿童的身心健康和社会情感发展,探索成效导向的标准化、规模化公益运营模式。就全国114家关爱流动儿童社会组织的现状而言,大多数规模都较小,服务对象多为幼儿和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活动开展基于社区和学校兼而有之,既有专业人士,也有大学生等志愿者群体。虽然这些社会组织在具体服务内容、深度和渠道等方面具明显的多样性,但总体上都更倾向于提供基础性陪伴和普惠性服务,也普遍更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和社会情感发育。

  郑依菁认为,关爱流动儿童社会组织当前面临的主要困难一个是缺乏专业性支持,包括缺少帮扶流动儿童所需专业技能的培训,相关服务监测、效果评估、推广传播等也都较为薄弱;另一个是有效资源供给仍显不足,亟需社会公众、企业和政府给予更多关注和支持,共创城市美好未来。

  上海久牵志愿服务社创办人张轶超分享了关于《流动儿童教育环境与家庭环境变化》的观察。张轶超表示,久牵志愿者服务社于2008年正式注册成立,适逢上海义务教育政策开始调整,公办学校可以有序接收随迁人员子女,百姓彩票众多流动儿童受教育的条件获得了相当大的改善,但同时却遇到了课业负担加重,文化融入障碍等适应性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一代流动儿童的家庭环境也悄然发生着变化。父母文化教育水平和经济条件的普遍提升令不少流动儿童的生活水平、物质条件、课外培训等方面都逐渐接近城市孩子,精神面貌也更加自信开朗。但是,一些阻碍流动儿童在上海继续接受优质高中和高等教育的障碍尚未去除。异地中考政策限制、儿童所在家庭的频繁流动、菜小菜中恶性循环等,都对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心理发育十分不利。张轶超建议,政府和社会可考虑从鼓励职业教育、降低高中门槛、加强家长培训、促进课外服务等多方面努力,采取有力帮扶措施,为流动儿童在初中毕业后的升学、就业提供更多路径选择。

  上海闵行区吴泾太阳花社区儿童服务中心负责人刘伟伟做了题为《流动儿童的成长困境:制度阻隔与自我中断》的观察分享。刘伟伟认为,异地中考等硬性制度阻隔是流动儿童返乡的主要因素,而返乡后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教育环境变化的剧烈冲击,甚至会导致在城市场域下养成的“自我”中断。教育场景转换、展示机会减少、价值取向差异、亲子陪伴减少等问题都不断加剧着回流儿童的成长困境。在压抑“自我”去适应家乡偏向应试的学习氛围和评价体系的过程中,如果来自父母和亲人的正向支持不足,回流儿童的心理健康将受到较大影响。因此,当前亟需采取针对性治理措施,使所有孩子能与父母长期共同生活,并充分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上海青浦区关爱社工事务所总干事赖苑娜带来了关于《流动儿童社工服务面临的困难》的分享。赖苑娜介绍了上海市青浦区关爱流动儿童社工工作的现状,并从政府、流动儿童和社工三个维度梳理了当前面临的主要困难。就政府而言,主要存在缺少流动儿童公共服务资金、没有针对流动儿童的相关福利政策、对流动儿童的学习和生活支持不足等问题;流动儿童自身则面临着生活环境不稳定、家庭支持度偏低、家长缺乏科学教养意识等困难;社工队伍也经受着缺少专业培训、缺乏稳定人员和资金、组织建设薄弱等多方面挑战。赖苑娜提出,社工应当回到社区和家庭系统的层面上,为流动儿童赋能,并在推动建立流动儿童服务支持体系的过程中,尝试将儿童、家庭、邻里、学校、社区、社会、政府等层面的力量都挖掘和培育起来,共同提高流动儿童生活福祉。

  在分享会的尾声,与会专家提出,鉴于当前城市流动人口实际情况的积极变化,学界、媒体和社会组织也有必要相应调整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群体发声呼吁的思路和行动方式。例如,可考虑从提倡共同富裕的角度阐释减少人口流动政策限制的必要性,从亲子联结、家庭团聚的角度倡导对流留儿童的更多关爱,从帮助低收入人群的角度保障流动儿童平等受教育权利等。与此同时,与会各界专家还就新形势下如何更到位地传播流动儿童群体困境,如何更有效地推动政策改进,以及如何支持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成长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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